【印聯傳媒資訊】11月11日，由靜安區圖書館、商務印書館、大夏讀書會主辦的“紀念商務印書館創辦120周年主題系列講座”在上海舉行。
一個世紀前，新文化運動在中國轟轟烈烈展開。新文化運動高舉“科學”和“民主”的旗幟，弘揚與傳播新思想、新觀念，猛烈抨擊舊傳統、舊禮教，推動了中國文化向現代的轉型。
那120年前成立的商務印書館，在新文化運動中如何參與推進了新文學的生產呢？下面小編就帶大家回顧一下。
晚清西學東漸之風漸起，商務印書館在譯介外國科學文化進入中國方面起到了巨大作用。商務印書館The Commercial Press（CP）是中國出版業中歷史最悠久的出版機構。1897年創辦于上海，1954年遷北京。與北京大學同時被譽為“中國近代文化的雙子星”。
商務印書館較早意識到在西學東漸過程當中語言的重要性，首先請謝洪賚對《華英初階》進行了重新譯注。
早期的英漢字典不標注具體英語單詞的中文意思，只是用上海話或者寧波話注音，導致讀者大致知道英語讀音，但卻不知英文含義。商務印書館的《華英初階》開始加上了中文譯注。“這從翻譯政治角度來講是非常大的改變，證明了中英文可以并列在一起，我們不僅僅停留在對它音的接受上面，而開始尋找不同文化之間的對應物。”董麗敏說，這套書當時受到很多讀者歡迎，它1898年出版，到了1921年已經印制了77版，“商務印書館不僅掙了大錢，而且開始介入到了文化出版領域。”
在這個基礎上，商務進一步和重要的翻譯大家進行合作，和嚴復合作出版了《天演論》和“嚴譯名著叢刊”，和林紓合作出版了100多本小說譯著。
“《天演論》1897年前后其實只是手抄本，在嚴復很小的朋友圈中發行。為什么我們今天會把《天演論》當作非常重要的產品？實際上是由于商務的介入。商務印書館有龐大的發行網絡，在1915年就有80多個分館，這樣才把嚴復翻譯的影響力擴展到了非常廣泛的地區中。”董麗敏認為，嚴復和林紓的成功，與商務印書館發達的發行網絡有很大關系。
商務介入文化資源整理的第二個方向在古籍整理上。1900年后，中國的傳統文化面臨窘境。商務印書館掌舵人張元濟推動商務印書館建成古籍藏書室涵芬樓，后成為東方圖書館，介入古籍保護，搜集珍稀古籍。商務印書館亦整理、校勘、出版了很多古籍，其中張元濟主持了《百衲本二十四史》的校勘出版和《四部叢刊》的出版。
當時報刊雜志等新的傳播方式紛紛崛起，商務印書館在這方面也開風氣之先，1903-1948年，商務印書館就出版了22種期刊，包括《東方雜志》《小說月報》《教育雜志》《婦女雜志》等等。以這些雜志為依托，商務印書館基本上把晚清最重要的文學作家都網羅到了自己旗下。
此外，從晚清到民國，商務印書館還出版了一系列國文教科書，使得新文化、新文學通過教育真正深入大眾之中。“晚清以降，‘教育’成為了救國第一要義，甚至可以認為是‘立國的根本’。”救國就要進行教育改革，沒有教科書，一切都無從談起。1902-1933年，商務印書館出版了大量的教科書，內容與時俱進，品類也十分全面，最初就占到整個全國教科書市場三分之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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